“从数据来看，不支撑‘国进民退’的说法，反倒是‘国退民退洋进’。所有国有资本退出的行业，最终来看，都是由外资控制。所以说‘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存在的个别案例是‘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刘震认为，当前应警惕的是“国退民退洋进”，绝对不能将“私有化”作为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的目标。
国际资本的阴谋
关于国企地位和作用、国企改革内容和方向的讨论中，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主要围绕“国企低效论”、“国企垄断论”、“国企腐败论”、“国企与民争利论”、“国企产权不清晰论”、“国企股权多元化”等展开激烈讨论。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引发这场讨论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垄断资本寻求投资场所和利润来源、国内对于中国下一步改革方向和目标存在不同认识等背景下产生的。
刘震说，当前的讨论呈现出时间关键、争论双方加入了外国势力、形成内外结合的态势等特点。当前应该高度警惕的是“国退民退洋进”，因为所有国有资本退出的行业，最终来看，都是由外资控制。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被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主导甚至垄断，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无法与这些跨国企业相抗衡，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一环，没有丝毫的谈判议价能力。
刘震指出，一度引发国企话题讨论热潮的世行报告，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企图以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瓦解和攻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即国有企业。“因为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尚未走出经济低迷，欧洲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更是不容乐观。危机爆发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破坏了金融资本的利润获得基础，金融资本也遭受重大打击。然而欧美国家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注资救市计划和量化宽松政策，金融资本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毁灭。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出路。”
刘震说，中国国有企业雄厚的实力和盈利能力正好符合其寻求投资场所和利润来源的需要，若借助国企私有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掌握国企控制权而进入中国市场，金融资本便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来源。
刘震表示，当前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企图借中国国企的私有化解决其债务问题。苏联的解体和私有化中，美国政府大量购买苏联资产，里根时代的赤字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而当今美国又走到赤字危机和大量印钞的阶段，如果要解决美国的危机，也只有购买到足够的资产才可以解决。放眼全球，这样的资产也只有中国的央企和土地私有化可以提供。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并不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企业，让国际垄断资本感到了威胁，既然无法以正常市场竞争的方式赢得胜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炮制出各种旨在将国企私有化的措施，诱骗中国政府将国企私有化，以便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趁机购买股权并获得国企控制权。”刘震说。
反对国企“私有化”
关于这场讨论产生的原因， 刘震说，从国内背景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逐步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回避，如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腐败问题严重、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开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缓慢、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和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
因此，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陷入停顿，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而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国有企业及其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必须将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
他指出，目前为推动国企私有化造势的，还有之前几轮国企改革重组过程中已尝到甜头、获得好处的官员和企业高管，这些人形成了类似前苏联国内的、大卫·科兹称之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集团，他们意识到进一步私有化将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企图滥用权力贱卖国有资产，或者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中获得国企股权。
刘震强调，绝对不能将“私有化”作为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国有企业的存在，从理论上来讲作为一种客观必然，可以抑制和解决贫富差距增大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从现状来讲，国有企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并没有完全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和功能，这就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要继续改革的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为民所有、为民所管、为民所用’的目标尚未实现。”
“当前关于国企私有化的建议，是一些人企图以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要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此需要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之相匹配。”刘震说。
此外，刘震认为，国企话题的热议不仅有国企自身经营过程中的原因，也与媒体报道的倾向性等外在因素有关。当前，针对不同的社会思潮，应采取以下措施：防止经济学“西化”，警惕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对国企作用的研究和宣传，做好舆论引导。
（本文章摘自5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
